第四章 汉学泰斗 (第5/6页)

据典，极有说服力，至少要比所谓“宋儒”、“宋学之人”要强多了。

    阮元还不知这其中言论，便是清朝中期学者之间，辩论最激烈的“汉宋之争”。清朝取代明朝建立后，不少以明遗民自居的学者痛定思痛，认真反思明亡教训，认为其中之一，便是学者不学无术，毫无考据便空口辩论，最终违了圣人本意。所以自顾炎武、黄宗羲以来，便大力呼吁“实学”而反对“空言”。

    但所谓“实学”，本身包罗万象，具体到每一件事物，又有不同的做法。在儒家经典研究方面，顾炎武曾多次进行考据，以说明词语原本之意。进入清朝中期，学者多推崇顾氏，一时考据之学大盛，甚至有较为激进的学者，为了考证一个词语的原义，竟然要找遍先秦两汉的所有流传著作。不过这个时段的上古作品，一共也没留下多少，否则学者们便是穷尽一生之力，恐怕也看不完那么多书。

    这些学者往往认为，越是距离孔孟圣贤近的时代，对词语做出的解释越容易符合原意。所以汉代大儒许慎和郑玄，便成了这些学者的推崇对象。由于这些学者动辄引用汉儒对经典的解释，这一派便渐渐被称为汉学学派，而依然推崇程朱理学的学者，便被称为宋学学派了。

    其实清朝官方科举，并未直接认可汉儒，官方言及科举，明文称四书要遵循朱子集注，五经也有对应的理学注解。早期圣祖康熙帝在位时，更是大力推广理学。故而清朝中前期，宋学占了绝对主流。可清朝进入中期，一方面宋学理论渐渐僵化，学派后继乏人。一方面文网颇密，民间读书人若是一言一行不合上意，只要被揭发出来，便可能是大逆之罪。所以很多读书人明里不言，却暗中和朝廷较劲，你专用宋学，我便推广汉学。又有惠栋、戴震等人，倾毕生之力于经籍之中。故而朝廷之外，汉学学者反而地位越来越高。

    当时在位的清高宗乾隆皇帝，倒也不是不清楚这些。但乾隆颇有心术，深知这些儒者并非真有什么“大逆”之心。所以言辞之罪，针对的多是些声名不著的生员和在乡举人，而对于戴震这些已成名的海内名儒，非但不加罪名，反而听之任之。戴震本也不愿参与政治，反而积极参与《四库全书》的修撰。于是皇帝与大学者之间，也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和平。久而久之，不少乾隆前期的汉学学生，已经成了学政、典试之官，后来学生在科举中引用汉学学者如惠栋、江永之说的，不仅不会落榜，反而容易得到更高名次。

    这时的阮元，尚未参与汉宋之争，但戴震这一番言论，却也让阮元心中，多了一个敬仰之人。阮元之后也再未见过戴震，三年之后，因编修四库，致力学术，戴震积劳成疾而终，年仅五十五岁。

    这时戴震讲学已毕，江昉又回到堂中，请了戴震回去，其余书生也各自归家。阮承信父子告别了孙星衍和洪亮吉，正也要离去。忽听江昉在后面说道：“得中可否暂留片刻？”

    阮承信听江昉唤他，只好回过身去。阮元虽不想再入江府，但江昉毕竟是他舅祖，也恭恭敬敬的施了礼。只听江昉对阮承信道：“得中离开我江府，这数来也有两年了，先前提到那件事，不知可否考虑清楚了？”

    阮元颇为疑惑，不知江昉所谓何事，阮承信道：“既是舅父出言，本该前往，只是……”看了看阮元，似乎有些不便。江昉也不强求，道：“若是不方便，回去和夫人商量一下也好。”阮承信这才带了阮元离去。

    阮元本也不知父亲和江舅祖商量了什么，但这天回到家后，阮承信向林氏提起，阮元悄悄在屋外听了，方知来由。原来江家生意遍及长江中下游诸省，西至两湖，都是江家贩盐之处，因而扬州之外，时常缺人管理。他离开江府之时，湖北分号有个账房位置空着，江昉想起阮承信，便向他提及，若是做了账房，平日也能多赚些钱，而且阮承信在外谋生，家里也能节省些开销。

    可阮承信之前一直没有答应，因为阮元当时年纪还小，觉得自己一旦离开扬州，阮元缺人管教，只怕误了学业。江昉当时便补了别人去湖北，谁知近日传回消息，那人不幸溺水而亡。阮元年纪又大了两岁，也不需要特别亲密的照顾了，于是江昉便再一次向阮承信提起这件事。

    林氏听完阮承信这事来由，凭着自己对丈夫的了解，已清楚了阮承信为什么不愿前往湖北。原因无非有三，一是阮承信自恃读书人身份，不愿做账房之事。二是担心即便去了，事情也应付不过来。三则是担心阮元了。略一思忖，这三件事都不难解决。便道：“夫子且先冷静，以我的想法，这账房之事，倒未必有多少难处。先前夫子说，橙里先生多次向你提及前往湖北之事，若这差事真的困难，江家又不会为了你一人，把财路都断送了，必然会立刻派个得力的人过去。既然橙里先生等得你这许久，想来不过是想帮你解决一下生计罢了。”

    阮承信想想，觉得也有道理，江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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