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 (第5/27页)
批准便是。 这样一来，无论按人头统计还是按田地统计，歙县都能减少至少一半负担。 不得不说，帅嘉谟的这一篇呈文，当真是诉状杰作。开头借了朝廷大势的东风，立意高远，中间数字翔实，论据确凿，层层推论极有说服力。篇尾不忘煽情，描绘歙县人民生活有多艰辛，诉于情感层面。文字、逻辑上玩的小花招层出不穷，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关于帅嘉谟的职业，史无明载，徽州其他五县骂他是个奸猾讼棍。从这份诉状来看，若非状师大手，还真写不出来这等文字。 这一篇雄文递上去以后，效果立竿见影，果然得到了抚院与按院的高度重视。 钱粮税赋，历来都是民政事务的重中之重。隆庆四年二月初十，巡抚海瑞给出批示：“仰府查议报夺。”意思是我很重视，你们好好查清楚。随后，巡按刘世会做出了更详细的指示：请徽州府召集六县负责官吏、乡绅、耆老等民众代表，就这件事进行查证合议。 徽州知府段朝宗接到文书，一看海刚峰的大名，没敢耽搁，立刻发牌催促六县派员过来商议。 谁知道，就在这节骨眼上，竟然出事了。 隆庆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两院批示发出后的第十五天，突然传来消息，海瑞调职，改任南京粮储。 海瑞为何突然从应天巡抚离职，这是另外一篇好大文章，这里按下不表。总之，徽州这摊事，海刚峰是顾不上管了。 海瑞是帅嘉谟最大的倚仗。他突然调任，让“人丁丝绢”案子陡然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尽管巡按刘世会还在，尽管徽州知府段朝宗还在，可是没了海刚峰当主心骨，他们可不愿意去触这个霉头。 要知道，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帅嘉谟的主张，对歙县有利，但对其他五县来说可是彻头彻尾的坏消息。一旦议成，他们平白要多交不少赋税。因此对这个提案，五县籍的官员、胥吏、乡绅、百姓都坚决反对。 要知道，徽州府不比别的小地方，在朝中做过官的人极多。那些致仕的官员与中央关系密切，又热衷于彼此联姻，经营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这里的乡绅乡宦，个个能量巨大，手眼通天。六县纷争，动辄能攀扯出政坛上的大人物。别说徽州知府，就算是应天抚、按两院也不得不有所顾虑。 [注释]徽州府出身官员中身居高位者众多，进入《明史》名臣列传者就有四十多位，在安徽省内，仅次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初因军功任职者众多的凤阳府。特别的是，徽州府出身的官员多是宣德以后以科第进入仕途、官运亨通的。嘉靖、万历时期在朝为官者，绩溪有官至工部尚书的胡松，以计谋擒获倭寇首领、后官至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的胡宗宪；休宁有官至福建兵备签事的汪泗论；婺源有官至兵部左侍郎、赠兵部尚书的汪元锡，官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余懋学，官至兵部侍郎、别号“潘青天”的潘珍；歙县有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汪尚宁，官至兵部侍郎的汪道昆，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许国，等等。 而从徽州知府的立场来看呢？ 无论“人丁丝绢”在六县怎么分配，对府里来说都没区别，只要每年凑够8780匹生绢给南京就好。所以这笔丝绢税如果不改，局势平静如初，最多歙县抱怨两句——反正你们交了两百多年了，早习惯啦；若是支持帅嘉谟的主张，把赋税均摊到六县，徽州府得不到半分好处，反而引起其他五县骚动，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 徽州府会怎么选择，不问可知。 帅嘉谟为什么当初不去找徽州府讨公道，反而要越级去向两院呈文？理由很简单，因为他在本地根本得不到支持。 现在海瑞离开，倚仗已去，整个事情立刻推动不下去了。 应天巡按在二月十四日指示六县合议，徽州府随即也发牌催促。但下面毫无反应，恍若未闻。别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就连苦主歙县，居然也悄无声息。 帅嘉谟一打听才知道，歙县知县房寰正赶上丁忧，县务无人署理。其他五县的知县则宣称要忙着准备朝觐事宜，因循停阁，不办公了。 明代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开始，规定地方官员逢丑、辰、未、戌年，也就是每隔三年，要进京朝觐一次，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查黜陟。这对官员来说，是一件大事。 但问题是，隆庆四年为庚午，隆庆五年（1571年）为辛未，才是朝觐之年。你明年才上京，今年二月份就开始停阁不办公了？ 而且还不是一位，是五位知县都这么回答。 很明显，五县已经商量好了，对这次合议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态度，尽量拖延下去，拖到黄，拖到忘，拖到无疾而终，然后就天下太平了。歙县在嘉靖朝的两次申诉，不就是这么被拖没的吗？ 于是，从应天巡按批示之日起，地方上拖了足足两个月时间。一直到了四月十八日，绩溪县才慢吞吞地回了一封申文。至于其他四县，干脆连回应都懒得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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