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慈洗冤笔记4（出书版） 第7节 (第3/9页)

熙内禅，光宗皇帝退位，赵扩登基为帝，宗室赵汝愚和外戚韩侂胄立下拥立之功，前者升右丞相执掌朝政，后者迁枢密都承旨参与政事。赵汝愚尊崇理学，起用了不少理学人士，引荐朱熹入朝出任皇帝侍讲。朱熹多次向赵汝愚进言，认为对待韩侂胄这样的外戚，只可厚加金帛赏赐，不可让其参与朝政，赵汝愚不以为意。但此事传入了韩侂胄耳中，韩侂胄就此对朱熹生出怨恨，与赵汝愚之间也是嫌隙日深。

    过去韩侂胄任知閤门事时，有一位叫刘弼的官员与他同为知閤门事。刘弼曾在赵汝愚面前提起韩侂胄有定策之功，赵汝愚却嗤之以鼻，说：“他有什么大功？”赵汝愚本为宗室，还是科举状元出身，如今身为文臣之首，对外戚和武官出身的韩侂胄自然瞧不起。刘弼转而便将此事告知了韩侂胄，韩侂胄对赵汝愚更增怨恨。刘弼趁机进言，说赵汝愚是想独揽大功，韩侂胄若不趁早应对，只怕迟早会被贬往边荒之地，建言韩侂胄控制住台谏，才可保无忧。韩侂胄遂通过内批，任命多位亲信为御史，逐渐控制住了言路，随后短短一年内，他先是通过内批将朱熹贬斥出朝，后又指使言官上奏，称赵汝愚以宗室之亲担任宰相，必不利于社稷安定。大宋自立国以来，对宗室防范极严，极少有宗室之人能官居高位，手握实权。赵汝愚因此被赵扩免去丞相之职，外放福州，不久死于贬谪途中。

    朱熹和赵汝愚先后遭到罢黜，朝中不少官员上奏为二人辩护，这些官员大都是理学人士，全都因此获罪，或被下狱，或遭贬黜。韩侂胄倚仗赵扩的信任，从此独揽朝政，凡有意见不合者皆被称为“道学之人”，言官为迎合韩侂胄，纷纷大肆攻击理学，弹劾朱熹“十大罪”，赵扩遂免去朱熹的一切官职，并下诏严禁理学。韩侂胄于是斥理学为伪学，禁毁理学书籍，规定科举考试凡是稍涉义理之人，一律不予录用，《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书都被列为禁书，还订立了伪学逆党籍，名列党籍者皆遭处罚，与之稍有关系者，全都不许担任官职或参加科举。这场被称为“庆元党禁”的伪学逆党之禁，前后历时达六年之久，可谓激起了全天下文人学士的反对，尤其是那些近在咫尺的临安太学中的学官和学子，反对得尤为激烈，这其中便有欧阳严语，以及刚入太学不久的何太骥。

    与欧阳严语一样，何太骥此前也在蓝田书院求过学，也深受理学影响，成为理学门人，待他考入太学时，正值理学封禁期间。何太骥虽然对外少言寡语，内里却是个心志坚定之人。当时太学有不少理学门人，因为有以杨宏中为首的“六君子”事件在前——赵汝愚被罢相外放时，以杨宏中为首的六位太学生上疏保救，被韩侂胄指为妄议朝政，全都遭到削籍编管，时人称之为“六君子”——这些理学门人不敢公开反对韩侂胄，但时常三五相聚，私下议论朝政，人人都对韩侂胄不满。何太骥也参与其中，常与人密议如何捍卫理学，对韩侂胄尤为仇视。在何太骥看来，要捍卫理学，就必须推翻当权的韩侂胄，然而韩侂胄一手遮天，皇帝又对韩侂胄言听计从，单靠上疏谏言，只会步“六君子”的后尘，可对太学学子而言，除了上疏之外，似乎没有其他能对抗韩侂胄的手段。

    彼时欧阳严语已升任太学博士，身为理学门人的他，同样参与了多次这样的密会，因为何太骥反对韩侂胄的态度尤为坚决，他对何太骥印象深刻，二人的秘密来往逐渐增多，何太骥钦慕欧阳严语的理学修养，私下更是拜了欧阳严语为师。那时的欧阳严语还不知道，何太骥之所以那么仇恨韩侂胄，捍卫理学只是原因之一，另有一大原因，在于其叔父何上骐的遭遇。

    何太骥早年亡母丧父，族中亲人一直不待见他，只有叔父何上骐对他照顾有加。何上骐虽然辈分比何太骥高上一辈，年龄却比何太骥大不了几岁，两人从小相伴成长，彼此之间可谓亲密无间。失去父母的那种痛苦，其实何上骐比何太骥经历得更早，他是靠着兄长，也就是何太骥父亲的抚养照顾才得以长大。何太骥失去父母之时，何上骐才刚到束发之年。这本该是读书求学的年纪，但何上骐感念兄长多年养育之恩，不愿看到何太骥吃苦受累，于是选择放弃学业，外出做工挣钱，抚养何太骥长大成人。倘若没有何上骐的这番付出，何太骥后来根本不可能有读书念学的机会，也不可能进入蓝田书院，更不可能到临安太学求学。

    对于叔父的种种付出，何太骥比谁都清楚——十几岁便外出做工挣钱，后来为了挣更多的钱供他求学，不惜投身军旅，出生入死地挣军饷，甚至为此一直没有成家，始终是孤身一人。何太骥不希望叔父过得这么苦，一度想中止求学，但当下这世道，求学问考科举，那是出人头地的唯一机会，最终是何上骐以死相逼，何太骥才答应继续学业。对于这位恩如再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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