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帝国危机 (第5/9页)

个正宗的女皇帝。

    再说杨震之死对儒学衰败的影响。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权，深受儒学忠君爱国思想影响的士人们痛心疾首，纷纷进谏，上书陈词，然而都遭受打击。

    汉安帝宠信其奶妈王圣，王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骄横放纵，女儿伯荣也经常出入禁宫，卖官鬻爵。

    司徒杨震一代鸿儒，儒生忠君爱国的劲头一上来，数次上疏要求维护朝纲，均未能奏效。反而由此遭受奸佞陷害，被遣归乡里，在半路又被逼服毒自杀。

    奸佞们在陕县截住了杨震的灵车，不准运回本籍，并将灵枢露停道旁，一任日晒雨淋。

    杨震的几个儿子也遭受迫害罚做苦役，被“封赏”为光荣的邮递员，而且还是没事业编制的劳务派遣制，代替正式邮递员（驿卒）往来送信。

    鸿儒杨震之死，深深震动了士大夫们，广大百姓也无不为之垂泪（道路皆为陨涕）。

    此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这对以儒家忠君爱国、维护朝纲为美好理想的儒家士人们来说，无疑是极大地挫伤。

    一个不良的职场，大抵是由四类人构成的，那就是骗子、傻子、疯子和混子。大骗子负责画大饼做动员，傻子们在大饼的诱惑下拼命干，部分运气好的最终有了做大骗子的资格。小骗子则欺上瞒下，做的少说的多，干活时不见，受奖提拔时少不了。而大部分傻子则一直埋头疯干，晋升时看不见，背锅时总出现。看破局的人则提前躺平成了混子。在东汉末年的这种不良职场，越来越多的疯子、傻子渐渐的看破了局，想躺平做个优雅的混子。

    于是，以忠君爱国为主体思想的统治中国思想界近四百年的正统儒家名教之学，开始逐渐失去魅力。

    以上说的是正统儒学是怎么没的，那么新的处世哲学会是怎么生的呢？我们一起来设身处地的考虑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统治阶级宣扬的以忠君爱国为主体的哲学思想逐渐失去魅力，而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再加上瘟疫流行，人口大幅度减少，人们见惯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思想上承受了无数次的暴击和痛苦，什么样的处世哲学会更受欢迎呢？

    那一定是，二混子看破红尘躺平哲学，怎么舒服怎么活，爱咋咋地。

    东汉末年的中国，就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时天下大乱，三国混战至晋。乱世之下，统治中国思想界近四百年的正统儒家名教之学，开始逐渐失去魅力。同时，长期的战乱，加上瘟疫，如建安二十二年那场席卷全国的大瘟疫，上层人士建安七子都挂了5个差点遭受团灭，“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曹植），医学专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也不过就如当今的专家一样让你多吃几板儿莲花清瘟，东汉末年人口直接减少了百分之六七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魏晋时代的人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

    自然状态下，人的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而生命的宽度却是可以拓展的，怎么拓展呢？躺平混世。世间有这样的思想指导哲学吗？有，热乎乎刚出炉，现成的，还是本地产的。

    “自然”﹑“无为”，我们本乡本土的道家思想、黄老之学。二混子躺平思想依附上了成型的理论支撑，自此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魏晋玄学应运而生。

    时至今日，后人还在津津乐道魏晋风度，在他们看来，魏晋风度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魏晋风度的指导思想是玄学。“玄”字出自老子《道德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意思是“道”幽深微妙。魏晋玄学以《老子》、《庄子》和《周易》研究对象，并称三玄。在玄学的思想指导下，西晋帝国士人皆越名教，任自然，放达无羁。

    如果说，牛顿用他晚年的行为表明科学的尽头是神学、哲学，那么，晋人们则用他们的行为诠释了哲学的尽头是胡扯。他们最热衷的事是，围坐在一起闲扯—玄谈。

    在这个世界，但凡有人群聚集的地方，所谈论的话题无外乎三个：一是拐弯抹角的炫耀自己，二是添油加醋的贬低别人，三是互相窥探的搬弄是非。这是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一针见血道破人性真相的名句。然而，这却并非适用于全球人类，譬如，中国人坐在一起还会谈论政治，纵论国内国际大事，哪怕是底层出苦力的，谈到领导班子换届、楼市股市政策变化、俄乌战争等，都能来上几句。

    而西晋士人们相遇，是绝不谈国事、不谈民生的。谁要谈及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富民强兵等，就被贬讥为专谈俗事，遭到讽刺。西汉时期写出千古名篇《过秦论》（论秦帝国从崛起到崩溃）的贾谊要是生在西晋，估计会被视为一超级大俗人。

    不谈“俗事”，专谈老庄、周易，就被称为玄谈或清谈。清谈时也不能胡谈，理论要以《老子》、《庄子》和《周易》这三本葵花宝典为依据。

    如果在晋代搞一次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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